全國兩會期間，教育部針對義務(wù)教育印發(fā)了一個意見，強調(diào)課后服務(wù)必須堅持學生家長自愿的原則，但要堅決防止將課后服務(wù)、變相成為集體教學或補課。
在我看來，教育部的這份《意見》，有自相矛盾的地方。一方面說，堅決不允許補課，可另一方面又講了堅持學生家長自愿的原則，那么，如果學生家長都自愿讓學校補課，你怎么辦呢？投票？三分之二同意補。那要不要不補？同意補課的人，小于半數(shù)呢？既然市場需求存在，學校很有可能把這部分學生化零為整、轉(zhuǎn)交給一個社會機構(gòu)，挪出學校補。這樣，校內(nèi)外就很可能達成一個補課默契，欺上而不瞞下。如果教育部門又致力于打擊校外補課，先不探討，行政手段干預(yù)市場的邊界在哪里，關(guān)鍵是，執(zhí)法成本該有多大？比如，教育部對課后服務(wù)的定義，是督促學生寫作業(yè)、做游戲、看電影，但如果有所謂的“聰明人”，把這些也變相弄成補課呢？
在現(xiàn)有優(yōu)質(zhì)教育資源稀缺、學校又面臨巨大升學壓力的情況下，好學校和好老師受到追捧是必然的，各種禁令，在本質(zhì)上也并不能緩解供求關(guān)系的緊張；而從另一個方面看，表面上一刀切的供給側(cè)平衡，很難遏制來自需求側(cè)內(nèi)生動力所主導的“教育軍備競賽”——譬如大學擴招，高考錄取率即便都快達到1：1了，是不是就徹底解決大家的攀比了呢？當然沒有，會有新的競爭標準冒出來，比如義務(wù)教育階段，學校是公立的還是私立的？是國內(nèi)的還是國際的，考大學更希望上名校，但名校之中，還要分985和211呢……所以，只要對學會的考核標準是單一的、可量化的、答案又是固定的，比如分數(shù)，那么家長學生、必定認為，我多花力氣補課，肯定比不補課的學生收獲成功的幾率高，這也就是為什么減負喊了多年，收效甚微，您看看中小學生的書包就知道了，以前是背書包，現(xiàn)在，很多改成拖著的拉桿箱了。
另外，寄希望于教育部門單方面禁止學校補課，也是不合理的，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的在升學率的考核訴求上，是基本一致的。裁判員和運動員不能都是一個人。
其實，我們更應(yīng)該設(shè)計出一個倒逼機制，逼得教育系統(tǒng)從根本上消除補課。國際上流行的英國IB、美國AP的教育模式，就是可以借鑒的辦法（當然不可能模式照抄，而是這種思路）！那就是實現(xiàn)對學生的評價標準多元化，除了考試成績、還有公益活動參加程度、各種實驗和動手能力……當然，這個評價體系的傳導，也不能僅限于從小學到中學，最終要納入大學自主招生的范圍，這樣，就會從根本上動搖了這種補課體系的根基——分數(shù)，因為你補課的資源，遠不足以支撐這么多元和豐富的標準，補也補不過來，自然也就降低了補課的效用，沒意義了，久而久之，教育就可以找回初衷——讓人成其為人，而不是工具。（中國之聲特約觀察員駱新）
編輯：
韓曉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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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;評價機制;中小學;補課;難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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